罗马教皇为宗教自由的大业进行斗争，获得光辉的成果，然而获胜的教士很快受到解救者暴政的压迫，他们发现对政府官员极其锐利有效的武力，对教皇神圣的品格丝毫不能发挥作用。赋予教士自由选举权的伟大宪章，可以用上诉的方法消除选举的结果，可以用委托或推荐的手法予以规避，可以用任意赐予的方式加以阻止，可以用预先和专横的保留加以取代。（保罗神父的论文《教会之架构》（这篇论文收在他的文集第四卷，这是最后也是编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对于教皇体制有深入的研究，叙述的方式能够自由发挥。即使罗马和他的宗教已经绝灭，宝贵的巨作还会流传下去，这部书是阐扬理性的历史和有益人类的训诫。）罗马教廷开始出现公开的拍卖活动，从各个民族掠夺的战利品使红衣主教和受宠廷臣大发利市，每个地区都已经怨声载道，位置重要和地价最高的教会土地，全都集中在国外人士和遥领地主的手里。教皇居住在阿维尼翁的那段时期，雄心壮志堕落为更为卑微的欲望，全心全意贪求财物（教皇若望二十二世将1800万弗罗林金币，以及价值700万金币以上的金银器具和珠宝，全部留在阿维尼翁。可以参阅约翰·维拉尼的《年代记》，他的兄弟从教皇的司库收到这份账目，在14世纪有一份600万—800万英镑的财产，不仅数目极其庞大而且几乎难以置信。），要过奢侈的生活。他们严格规定教士要缴纳就任礼金和什一税，对于犯罪、骚乱和腐败的人员可以随心所欲给予赦免，这些形形色色牵连广泛的不法行为，因为西部的教会分裂而变得更为严重，延续的时间长达50多年之久（1377～1429 A.D.）。

罗马和阿维尼翁激烈斗争，敌对双方竭力互揭疮疤，他们的职位朝不保夕，不仅贬低原有的权威，更松弛古老的戒律，增加了浮滥开支和横征暴敛的需要。在比萨（1409 A.D.）和君士坦斯（1414～1418 A.D.）（一位学识渊博而崇尚自由的新教徒伦芬特，对于比萨、君士坦斯和巴西尔的大公会议，写出6卷风格严谨的四开本历史巨著，但是最后部分除了波希米亚问题有关的记载能够一丝不苟以外，撰写的过程失之仓促，运用的资料不够完整。）先后召开两次宗教会议，以愈合教会的创伤，恢复君主政体的专制。但是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人员，知道自己所具有的实力，决心要维护基督教贵族统治的特权。君士坦斯会议的神父对两位教皇提出人身指控，判定他们有罪后加以摈弃，接着罢黜已经承认其统治权的第三位教皇，进而研讨罗马最高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一直要等到建立一个凌驾于教皇之上的大公会议的权力机构，否则他们不愿意解散。他们为了教会的管理和改革，决议定期召开类似的集会，每次会议结束之前，要确定后续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下次在西恩纳召开的会议很容易就避开了，但是巴西尔会议（1431～1433 A.D.）（巴西尔会议的原始提案和记录编成12卷四开本的巨著，保存在公立图书馆，巴西尔是一个自由城市，位于莱茵河畔，交通非常便利，邻近的瑞士联邦派出军队提供保护。公元1459年教皇庇护二世（伊涅阿斯·西尔维斯）在此建立大学，他曾经在宗教会议中担任秘书。难道召开会议或设立大学比得上弗罗本出版的著作和伊拉斯谟的理论吗？）大胆而强硬的议程，几乎给当政的教皇尤金尼乌斯四世带来致命的打击。神父怀疑他别有用心，急忙公布第一项信条，即世界上所有教会反邪恶的斗士的代表，都对包括教皇在内的所有的基督教徒拥有神圣的宗教裁判权。除非经过协商获得他们的同意，否则任何一次大公会议都不得解散、延期或迁移。尤金尼乌斯在怒气冲天之下，为反对大会的决议而颁布谕令，因此他们大胆召唤、劝诫、威胁和谴责圣彼得蛮横无理的继承人。他们一再延后，是为了让他获得充分悔悟的时间，最后宣九九藏书网布给他60天的期限，如果不能听命行事，他将被暂停行使所有尘世和教会的权力。他们为了显示对君王和教士同样拥有统治权，出面接管阿维尼翁政府，废止神圣财产权的转让，保障罗马人的权益免于缴纳新税。这些大胆的行为不仅受到教士在舆论方面的认同，也获得首批基督教世界的君王给予支持和鼓励。

西吉斯蒙德皇帝宣称自己是宗教会议的仆从和保护人；日耳曼和法兰西拥护他们的神圣事业；米兰公爵是尤金尼乌斯的仇敌；教皇在罗马人民的暴乱中被赶出梵蒂冈。现在他同时被尘世和宗教的臣民遗弃，除了屈服已经别无选择，教皇下达一道丧失颜面的谕令撤销自己的议案，批准会议的决议事项，他的使节和红衣主教全部并入受到尊敬的团体，似乎完全顺从最高立法机构所制定的信条。这个团体的名声传遍东部地区，西吉斯蒙德当着他们的面接见土耳其苏丹派来的使臣，他们把12只装满丝绸衣服和黄金的大瓮放在他的脚前。

巴西尔的神父认为最大的荣誉，是将希腊人和波希米亚人约束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他们派出代表邀请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教长，参加到受到西部各民族所信赖的宗教大会中来（1434～1437 A.D.）。帕拉罗古斯并不反对这个建议，他的使节被用适当的礼仪介绍给正统教会的元老院。但是会议地点的选择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他拒绝越过阿尔卑斯山或西西里海，明确要求把宗教会议移到意大利交通便利的城市，必要时也可以在多瑙河地区。这项协定的其他条款都很顺利地议定了，同意支付皇帝的旅行费用，包括700人的随从行列，（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希腊人的数量超过神职人员和俗家信徒的实有数，这些人后来全都在照料着皇帝和教长，但是教会的首席司事没有列出详细的人数。他们在与教皇谈判时提出条件，这次访问要求教皇供给7.5万弗罗林金币，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已经超过他们的希望和需要。）立即汇给8000达克特（我抱着公正的态度使用达克特和弗罗林这两种币值，它们的得名前者来自米兰公爵而后者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这些金币是最早在意大利铸造、或许是在拉丁世界的金币，就重量和价值而论可能相当于英国基尼的三分之一。）作为希腊教士膳宿之用；在皇帝出国期间，额外提供1万达克特、300名弓箭手和若干艘战船，用来保护君士坦丁堡的安全。阿维尼翁城先行垫付部分筹备经费，马赛进行装运的准备工作时遭遇很多困难和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