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索洛拉斯的范例发生作用，一批批难以糊口而学有专长或精通语言的移民，前来意大利推动复兴希腊文化的工作。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感受到土耳其军队带来的恐惧和压力，纷纷逃往一个神奇而富足的自由乐土。宗教会议将希腊教会之光及柏拉图哲学的神谕引进佛罗伦萨。流亡人员坚持统一，不仅在于善尽基督徒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完成正统教会的复兴大业，所以他们有双重理由可以抛弃自己的家园。一名爱国者受到高官厚爵的引诱，牺牲自己的党派和良心，仍旧可能具有个人和社会的美德。他不再听到奴才走狗和变节分子的指责，从新交往的人士中得到地位，使得他在自己的眼中恢复尊严。贝萨里翁审慎信奉正统教会的态度使他获得罗马的紫袍，这时他定居在意大利。这位希腊的红衣主教也是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教长，被尊为全民族的首领和保护人。他出使博洛尼亚、威尼斯、日耳曼和法兰西，展现出过人的才能。等到他参与圣彼得宝座的选举活动，在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难以掌控的气氛中，他的当选一度摇摆不定。（一些红衣主教在敲贝萨里翁的大门，他的老友是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不愿让他在研究学问时受到打扰。贝萨里翁说道：“尼古拉，你的尊敬的确值得被授予一顶法冠，而我却损失了教皇的三重冠。”）他在教会的地位使得文学成就和作品能够散发出显赫和崇高的光辉。他的府邸像是一所学校，每当这位红衣主教拜访梵蒂冈，总有两个民族组成学者的队伍在一旁陪伴，（诸如特拉布宗的乔治、狄奥多尔·加萨、阿吉罗普卢斯、帖撒洛尼卡的安德罗尼库斯、菲勒福斯、波吉乌斯、布隆杜斯、尼古拉·佩罗特、瓦拉、康帕努斯、普拉提纳和维里等人，都是当代的有识之士（霍迪的说法很像一位极其热诚的学者）。）这些人互相捧场也获得公众的赞扬，那些已经尘封的作品在当时不仅受到喜爱也很管用。

对于15世纪致力于恢复希腊文化的人士，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只要满怀敬意提到狄奥多尔·加萨、特拉布宗的乔治、约翰·阿吉罗普卢斯和德米特里乌斯·卡尔科科戴勒斯也就够了，他们在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学校教授本国的语言。他们的努力比起贝萨里翁毫不逊色，只是他的紫袍受到尊敬，他的运气为他们在暗中羡慕而已。但是这些文法学家的平生显得寒微鲜为人知，他们拒绝走上教会这条可以飞黄腾达的路径，穿着和举止像是被排除在经商这个行业之外，要是他们的长处仅限于学识这个范畴，那么或许满足于安贫乐道的报酬。就这个问题来说，雅努斯·拉斯卡里斯（雅努斯·拉斯卡里斯出生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但是他过着体面和礼遇的生活延续到16世纪（1535 A.D.）。利奥十世和法兰西斯一世这些尊贵的人物都是他的赞助人，受到他们的支持，他在罗马和巴黎创建希腊学院。他的后代留在法兰西，但是从13世纪与一位希腊皇帝的女儿令人感到可疑的婚姻中，德·文提米勒伯爵和人数众多的旁支，获得拉斯卡里斯的姓氏。）倒是一个例外，他那出众的辩才、潇洒的风度和皇家的出身，受到前后几位法兰西国王的重用，在这些城市他被请去教学或是参加谈判。责任和兴趣激励他们加紧培养对拉丁语的研究，其中最有成就的人士获得说和写的能力，运用这种外国语文不但流利而且文雅。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土抱着根深蒂固的虚荣，他们的赞誉或至少是敬意仅限于本族的作家，这些人为他们带来名声和生计。有时他们用肆无忌惮的批评或嘲讽，表示对维吉尔诗篇和塔利（译注：塔利是指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西塞罗（106～43 B.C.）。）辩词的轻蔑之意。

这些大师的优越性来自亲切使用一种活的语言，那些最初的门徒无论是在知识还是实践方面，要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退步的状况不能以道里计。他们引进谬误的发音（伊曼纽尔·克里索洛拉斯和他的同事受到无知、嫉妒或贪婪的指控。现代希腊人的发音β与子音V相近，三个元音（ηιυ）和若干双元音有混淆不清的现象。这就是严厉的加德纳在剑桥大学用惩处条例维持庶民的发音方式。但是单音节的βη在古代希腊人听起来就像羊的咩咩叫声，比起主教或是大学校长，一头系铃羊是更好的证据。这些学者所写的论文，特别是坚持古典发音的伊拉斯谟，全部收集在哈弗坎普（1684～1742 A.D.，古典学者和约瑟法斯、森索莱努斯、奥罗修斯和优特洛斯庇斯等人作品的编辑）的《三段论逻辑》一书中，但是很难用文字来描述声音，提到这些发音的方式可供现代运用的参考，也只有那些使用国家的人士才真正了解。我们或许可以说，对于θ（即th）的特殊发音得到伊拉斯谟的认同。），被学校中明理的后辈废除。他们完全不了解希腊人对重音的重视，那些古阿提卡语的腔调，听进阿提卡人耳中如同歌唱的音符，必定是产生和谐而又不为人知的精义所在，后来在他们的眼中如同我们今日所见，是一堆无声无息没有意义的符号，出现在散文中显得多余，更会给韵文带来困扰。他们的确掌握了文法的技巧，阿波罗尼乌斯和希罗底安价值很高的只言片语在课堂中被灌输给大家，他们有关句法和语源的论文，虽然欠缺哲理的概念，学习希腊语的学生仍旧可以运用。拜占庭的文物遭遇劫难时，每位流亡人士总要携带一部分财物，或许是某些作家的一部书，如果不是他费尽力气带出来，可能就此在世间绝灭。手稿经过不断的抄录和文人雅士的需要而增加，原文的谬误得到勘误和改正，年长的训诂家添加注释对其加以解释，希腊古典作品经过翻译传到拉丁世界，虽然神韵不足但是原义未失，意境之美在译本中当然更难保持。狄奥多尔·加萨的判断非常正确，选择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弗拉斯图斯更有分量的著作，有关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史，为真正的实验科学打下坚实而稳固的基础。

然而，大众用强烈的好奇和热情在追逐飞驰而过的形而上学阴影。有一位可敬的希腊人（乔治·吉米斯图斯·普勒索是位兴趣广泛的多产作家，也是贝萨里翁和那个时代所有柏拉图主义者的老师。他到了暮年才去游历意大利，很快返回伯罗奔尼撒终老余生。）在美第奇家族的科斯摩家中任教，使得柏拉图长时间被人遗忘以后，经过他的努力又在意大利复兴起来。正当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陷入神学争论时，他的哲学研究极其雅典化，可能产生一些有益的结果。他表现出的风格是古阿提卡语最纯正的标准，崇高的思想有时适合亲切的交谈，有时装点着诗歌的韵味和雄辩的色彩。柏拉图的《对话录》是一位圣哲的生与死最戏剧性的描述，而且，每当他从云端降落时，他的道德体系总在谆谆教诲对真理、国家和全人类的爱。苏格拉底的言传身教使人对一切事物保持适度的怀疑和自主的探索。如果柏拉图主义者出于盲目的崇拜，对于神圣大师所表现出的幻觉和谬误还是同样敬爱，那么这种热情会使逍遥学派枯燥而教条的方法论有所改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优点可以说是不分轩轾，有的地方却形成对立，产生无穷尽的争论还能保持平分秋色的局面。论点相违的奴隶制度发生碰撞会产生零星自由的火花。现代希腊人分为两派，只会在领袖的旗帜之下狂怒争吵，却没有战斗的能力和技巧，战场也在他们的交锋中从君士坦丁堡搬到罗马。这场哲学的论战很快堕落成文法学家怒意的发泄和个人的口角，贝萨里翁虽然始终都为柏拉图辩护，却以斡旋者的身份提出建议和裁定，能够保住民族的荣誉。在美第奇的花园里，文雅和饱学之士赞赏这个学院所标榜的理论，但是他们这个哲学社团很快解散。如果古希腊哲人的作品是在私室中被研究，更有势力的斯塔吉拉人则继续主宰教会和学校的神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