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王国在欧洲和亚洲剩余的领土，全部交给土耳其军队处置，但是这两个王朝（与特拉布宗的科穆宁王朝有关的世系和灭亡状况，可以参阅迪康热的著作。对于最后的帕拉罗古斯王朝，同样可以求助于这位论点精辟的古物学家。蒙费拉的帕拉罗古斯家族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但是已经忘记希腊的家世和亲戚。）曾经都在君士坦丁堡实施统治，他们最后的灭亡也就标志着东罗马帝国的终结。摩里亚的藩王德米特里乌斯和托马斯是帕拉罗古斯皇族仅存的两兄弟，对于君士坦丁皇帝的死和君主国的毁灭深感震惊。他们知道毫无抗拒的希望，就准备与出身高贵和命运相同的希腊人一起远离奥斯曼的魔掌，要到意大利去寻找栖身之地。胜利的苏丹满足于1.2万个达克特金币的贡金，他们最初的恐惧得以消除。当他将野心全部倾注于如何在欧洲大陆和一些岛屿搜寻猎物时，他放任摩里亚安然度过了7年的时光，但是这段缓刑期却在哀伤、争执和痛苦中度过。地峡的防壁不断修复又不断被摧毁，300名意大利弓箭手已无法守备太长时间。通往科林斯的钥匙也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他们从夏季的寇边行动中归来，带回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受到伤害的希腊人发出怨言，但没人理会，有人听到后还表示厌恶。四处漫游的阿尔巴尼亚人部族靠着放牧和抢劫为生，使得这个半岛充满掠夺和谋杀。两位藩王向邻近的土耳其将领乞求危险而又羞辱的救援，当他平定叛乱以后，教训和斥责成为他们尔后行动的准据。无论是双方的血缘关系还是在圣餐礼和圣坛前反复发出的誓言，甚至是基于需要的更强烈压力，都无法平息或暂停内部的争执。他们用火和剑蹂躏对方的世袭产业，来自西方的救济和援助耗费在国内的敌对行动中，他们的力量被用于野蛮和任性的处决上。弱势的对手出于悲痛和报复，求助具有最高统治权的主子。等到作物成熟的复仇季节，穆罕默德宣称自己是德米特里乌斯的友人，率领一支无敌的部队进军摩里亚，当他据有斯巴达以后，苏丹说道：“你的实力过于衰弱，无法控制这个多事的行省，我准备娶你的女儿，好让你在安全和光荣中度过余生。”德米特里乌斯在叹息之余只有听命，献出自己的女儿和城堡（1460 A.D.），跟随他的国君和女婿前往哈德良堡，得到色雷斯的一座城市和附近的因布罗斯岛、林诺斯岛和萨摩斯拉斯岛，以维持自己和随从人员的生活。

第二年，德米特里乌斯有了一个命运乖戾的伙伴，是科穆宁家族最后的成员，在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攻占后，曾经在黑海之滨建立起一个新帝国。穆罕默德在征服安纳托利亚的过程中，曾经用一支舰队和军队包围大卫的都城，大卫竟敢自称是特拉布宗的皇帝。（虽然图内福尔谈到特拉布宗完全是门外汉，佩索尼尔（1700～1757 A.D.，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却是近代最精确的观察者，他发现这个城市有10万居民。两位新军将领之间发生党派的倾轧，使得城市的繁荣和贸易不断受到骚扰，其中一位新军将领很容易征召3万拉齐人。）苏丹在整个谈判中只提出一个简短而专横的问题：“你是愿意交出王国来保住生命和财产？还是宁愿同时丧失你的王国、财产和生命？”软弱的科穆尼努斯被恐惧和穆斯林邻邦的榜样所征服：锡诺普的君王（锡诺普的君王伊斯梅尔·贝格的岁入是20万达克特（主要来自铜矿），佩索尼尔认为这座现代城市有6万居民，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庞大，我们与这个民族建立起了贸易关系，对他们的财富和人口都很熟悉。）接受类似的招降，拱手送出有400门大炮和1.2万名士兵把守的防卫森严的城市。特拉布宗的投降按照条款忠实履行（1461 A.D.），皇帝和家人搬迁到罗马尼亚的一座城堡，但是由于有人怀疑他与波斯国王暗中通信，大卫和整个科穆宁家族全部成为征服者猜忌和贪婪的牺牲品。岳父的身份也无法长久保护不幸的德米特里乌斯免于流放和籍没的惩处，他的卑躬屈节倒是获得苏丹的同情和藐视，追随的下属人员全都迁居君士坦丁堡，获得5万阿斯珀年金可以纾解穷困的生活，历经长久的岁月最后穿着僧侣的服装过世，帕拉罗古斯终于从尘世主子的控制下得到解脱。

提起德米特里乌斯的奴役生活和他的兄弟托马斯的浪迹天涯，哪种更令人感到羞辱，这倒很难说。在摩里亚被敌人占领时，藩王带着一些身无长物的拥护者逃到科孚，然后再转往意大利。他的头衔身份和所受的苦难，还有使徒圣安德鲁的头颅作为奉献的遗物，使他获得梵蒂冈的礼遇，然而他只能从教皇和红衣主教的手中领取6000达克特金币的年金，永无止境地过着悲惨的生活。他的两个儿子安德鲁和曼纽尔在意大利接受教育，长子被敌人极其轻视，被朋友视为累赘，生活格调的低下以及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为人所不齿，唯一能够继承的权利是头衔，后来被他陆续卖给法兰西和阿拉贡的国王。（一份文件上面注明的时间公元1494年9月6日，后来从卡皮托的档案室转移到巴黎的皇帝图书馆，文件提到安德鲁·帕拉罗古斯藩王保留统治摩里亚的权利，并且以要求获得私人的利益作为条件，将君士坦丁堡和特拉布宗的皇帝的头衔合法转让给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丰塞马吉尼（1694～1779 A.D.，法国历史学家）对这个头衔写出一篇论文，特别从罗马获得这份文件的复本。）查理八世（译注：查理八世（1470～1498 A.D.）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的独子，13岁即位初由其姐姐安妮摄政，公元1494年率领军队入侵意大利，公元1495年加冕为那不勒斯国王。）在短暂的权势高峰时期，激起雄心壮志想要将东部帝国与那不勒斯王国合并，举行盛大的典礼，穿上紫袍自封奥古斯都。看到法兰西骑士的接近，希腊人真是欣喜若狂，奥斯曼帝国感到胆战心惊。（可以参阅科米纳的著作，他很高兴地推算有相当数量的希腊人会揭竿起义，60英里对于海上航行而言是非常短的旅程，从瓦洛纳到君士坦丁堡不过是18天的行程。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威尼斯的政策救了奥斯曼帝国。）托马斯的次子曼纽尔·帕拉罗古斯想要重游故国，他的回归不会带来危险，土耳其政府当然表示欢迎。他在君士坦丁堡过着安全而舒适的生活，最后由基督徒和穆斯林相当体面的行列为他送葬。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高贵的动物，处于豢养的状况便拒绝繁殖后代，那么皇家的末代王孙应该可以归于格调更为低贱的品类。他接受慷慨的苏丹赠送的两名美女，死后留下一个儿子，无论穿着还是宗教都像土耳其人的奴才，逐渐被人遗忘。

君士坦丁堡在失陷以后，重要性才被察觉及夸大，虽然教皇尼古拉五世的统治正处于和平与繁荣的盛世，但东部帝国的灭亡却依然带给他无法推卸的难堪，拉丁人的悲伤和恐惧重新唤起十字军东征的昔日狂热情绪。在西部最遥远的一个国家，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在法兰德斯的利斯勒，接待他的贵族举行盛大的宴会，华丽的场面经过巧妙的安排能使大家的品位和习性获得满足。在饮宴进行时，一个体型高大的萨拉森人牵着一头装扮过的大象进入大厅，象背上有一座城堡。一名穿着丧服的妇女代表宗教的象征从城堡里出来，她为自己处处受到抑制而感叹不已，同时责怪她的卫士们行动何其缓慢。金羊毛的首席使者进来，手里拿着一只活生生的雉鸡，按照骑士的礼仪献给公爵。菲利普是一位英明而年迈的诸侯，在接受这个极具特色的召唤以后，要把自己的身体和力量奉献给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参加宴会的贵族和骑士纷纷效法他的榜样，他们向着上帝、圣母、在场的女士和那只雉鸡发出誓言，响起热烈的呼声，也获得普遍的赞同。但是要采取实际行动，还要视未来和国外可能发生的事件而定，因而勃艮第公爵直到他临终的12年时间里，始终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可见他不仅审慎而且可能极为认真。假如每个人的心中都热血沸腾，假如基督徒不仅团结而且英勇，假如从瑞典（主要根据实际列举数字，瑞典、哥得兰和芬兰拥有180万战斗人员，因此人口会远比现在为多。）到那不勒斯每个国家供应一定比例的骑兵步兵以及人力钱财，那么君士坦丁堡就一定可以得救，土耳其人也会被赶过赫勒斯滂海峡甚或幼发拉底河。但是，皇帝的秘书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斯邦达努斯从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那里，就欧洲的情势获得见解，并且加上他自己的观察。这位贡献良多的编年史家以及意大利人穆拉托里，从公元1453年到1481年，也就是穆罕默德的逝世和本章的结束，继续记录了一序列的重大事件。）是位政治家和演说家，负责草拟皇帝的书信及参加每一次的会议，根据他本人的经验描述基督教世界极其可厌的状态和风气。他说道：

“那是一个没有脑袋的躯体，一个缺少法律和地方官的共和国。教皇和皇帝凭着崇高的头衔和华丽的画像显得光彩夺目，但是他们毫无指挥的能力，也没有人愿意服从命令，每个城邦都有各行其是的君主，每个君主只关心本身的利益。对于如此多彼此不和与相互敌视的力量，要靠什么样的辩才方能将他们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即使他们能全副武装集结起来，谁又能担任主将的职位？如何维持他们的秩序？军队的纪律又怎么办？谁能喂饱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谁能懂得那么多不同的言语，或是导正他们那些奇特和对立的习俗？凭着一个世俗之人，谁能有办法使英格兰人与法兰西人、热那亚人与阿拉贡人、日耳曼人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土著和睦相处？如果献身圣战的人数过少，会受到异教徒的围歼；要是人数过多，本身的力量和混乱的状况会使他们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然而就是这位埃涅阿斯以庇护二世的称号荣任罗马教皇，付出毕生的精力从事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他在曼图亚的大公会议上激起宗教狂热的火花，不仅虚假而且微弱。等到教皇出现在安科纳亲自领兵登船时，原来的承诺被各种借口加以废止，决定的日期尽量拖延，最后变成无限期的推迟。已经编成的军队包括了一些日耳曼的朝圣客，他只有运用安抚和救济的方式将他们遣散。他的继承人和意大利掌权者根本不理会未来的局势，只顾眼前和本国的利益，进行各种充满野心的图谋和计划。一切事物在他们看来，完全依据距离的远近来决定外形的大小。他们的利益图像经过放大之后，应该会教导他们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要维持防御性的海上战争形态，应该对斯坎德贝格和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给予支援，以避免那不勒斯王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土耳其人对奥特朗托的围攻和洗劫引起普遍的恐慌，西斯笃教皇准备逃过阿尔卑斯山，这场风暴却因穆罕默德二世的亡故而消散（公元1481年5月3日或7月2日）。（除了这两位编年史家，对于土耳其人进犯那不勒斯王国，读者还可以就教于詹农。有关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和征服，我偶尔会引用萨格雷多（1617～1682 A.D.，意大利旅行家和作家）的著作。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威尼斯共和国对土耳其人一直不会掉以轻心，这个政府所有的公文和档案，都会为圣马可的代理人毫无保留地开放。萨格雷多的著作无论就内容还是风格而言都不应受到轻视，然而他过于痛恨不信上帝的异教徒，对于土耳其人的语言和习性一无所知。他的叙述用于穆罕默德的篇幅只有70页，从公元1640～1644年写出的作品更为丰富和可信，是约翰·萨格雷多的历史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享年51岁的苏丹凭着雄才大略渴望征服意大利，他拥有一座坚强的城市和宽广的海港，本来可以用新罗马和古罗马来装点他那辉煌的统治。（现在我要与希腊帝国告别，应该简略提及拜占庭诸多作者的重要文集，他们的名字和资料不断在本书中出现。阿尔杜斯的希腊印刷所和意大利人，他们出版的书刊限于美好时代的古典名著，好学勤奋的日耳曼人后来才发行普罗科皮乌斯、阿戈西阿斯、锡德雷努斯、佐纳拉斯等人最早的粗陋版本。全套拜占庭丛书陆续由罗浮皇家印刷厂发行，获得罗马和利普西克的从旁协助，但是威尼斯的版本（1729 A.D.）虽然售价较低而且更为冗长，但除了不及巴黎的版本那样豪华，在内容的正确方面毫不逊色。法兰西编辑具有各方面的优点，但是查理·康热的历史注释，能够增加安娜·科穆宁娜、辛纳穆斯和维尔哈杜因的著作对世人的贡献。康热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于历史的补遗，还有希腊辞典的编纂，他的作品能够发出稳定的光芒，照亮阴郁帝国的黑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