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难忘的5月29日从第一个小时（君士坦丁堡使用儒略历，天数和时辰的计算从午夜开始，但是杜卡斯只知道日出为起算基点的自然时间。）开始，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暴乱和抢劫，一直延续到当天第8个小时，就是苏丹踏着凯旋的脚步通过圣罗马努斯门的时候。穆罕默德二世在大臣、将领和卫士的簇拥之下，这些人（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的说法）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强壮，像阿波罗那样高明，每一个人都能在战场上打败10个不堪一击的对手。征服者用满足而惊讶的眼光注视教堂和宫殿，虽然与东方建筑的风格迥异，却显得更为雄伟和光辉。在椭圆形竞技场里，他目不转睛看着三蛇盘绕的石柱，为了测试他的膂力，他用锤矛或战斧的猛击打碎了一条怪蛇的下颚，土耳其人认为这座雕像是城市崇拜的偶像或守护的神物。穆罕默德二世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正门前下马，走进这座有巨大穹顶的建筑：他用极为珍爱的态度把这个地点当成光荣的纪念物，以至于看到一名狂热的穆斯林在敲碎铺在地面的大理石时，拔出弯刀大声恫吓：战利品和俘虏都可以赏给士兵，但所有公私建筑物都必须留给君王。

在他的命令之下，东部教会的主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宗教仪式使用的贵重器具和用品全部被搬空，十字架被推倒，布满图像和镶嵌画的墙壁经过刮除冲洗，恢复最早那种光秃秃的状况。就在同一天或是次周的礼拜五，叫拜人登上最高的塔楼，用真主和先知的名字发出召唤的呼喊。伊玛目讲道完毕，穆罕默德二世在大祭坛祈祷和感恩，最后几任恺撒不久之前在此举行基督教的神秘仪式。（我们只有拿康特米尔的著作当成土耳其的官方记录，知道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穆斯林清真寺的本末，法兰扎和杜卡斯对此全都深恶痛绝。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在伊斯兰信徒和基督徒的眼里，相同的物品呈现相反的意义。）苏丹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前往神圣而阴郁的大殿，那里供奉着君士坦丁大帝以后100位继位的皇帝，在短短几个时辰之内，就被剥夺了一切皇家的气势和威严。一种人事沧桑兴衰无常的伤感情绪盘踞在苏丹的心头，他禁不住口中念出波斯诗人高雅的绝句：

“蜘蛛结网昭阳殿，”

“枭鸟哀鸣子夜歌；”

“千古江山如许恨，”

“百战英雄奈乐何!（康特米尔引用这首诗的原文十分符合当时的情景，表达世事沧桑无可奈何之美感。西庇阿在洗劫迦太基的时候一再朗诵荷马著名的预言。征服者同样有气吞牛斗的气概，他们的心灵能够神游于过去或未来。）”

然而，他在没有确切知道君士坦丁的下落——是逃走还是被俘，抑或是在战场阵亡——的情况下，心中仍旧感到不满，好像自己并没有获得全面的胜利。两名新军士兵声称拥有杀死皇帝的荣誉要求给予奖赏，在一大堆阵亡人员当中，鞋上绣有金鹰的尸首被找到，希腊人含着眼泪认出已故皇帝的头颅，这血淋淋的战利品经过公开示众（我不相信杜卡斯的说法，他提到穆罕默德二世将希腊皇帝的头颅送到波斯和阿拉伯各地去示众。苏丹对于这个战利品已经感到满足，应该不会那样残酷无情。）之后，穆罕默德二世为了尊重对手，安排了符合他身份的葬礼。君士坦丁逝世以后，大公爵（法兰扎和希腊大公爵有仇，无论他是生还是死，抑或是退隐到修道院，都不会同情和宽恕。杜卡斯一直赞誉这位殉教者，怜悯他不幸的遭遇。卡尔科科戴勒斯保持持平的态度，但是我们要感激他暗示当时的希腊人在策划阴谋活动。）兼帝国首席大臣卢卡斯·诺塔拉斯成为最重要的俘虏，当他俯伏在宝座的脚前，表示臣服并奉献全部财产时，苏丹气愤地说道：“你为什么不用这些财富来保卫君主和国家呢？”这个奴才回答道：“这些都是您的，上帝要把这些财富保留下来好交到您手里。”这名专制暴君问道：“要是他真要把这一切保留给我，那你为什么不马上交到我手里，还要徒劳无益死命抵抗呢？”根据大公爵的说法，某些国外人士的据理力争和土耳其大臣的暗中包庇，使得这次极为危险的会晤能够平安无事，同时他还获得免于处分和给予保护的承诺。穆罕默德二世还亲自去拜访他的妻子，这位可敬的公主受到病痛和忧伤的折磨，他用仁慈的语气和晚辈的尊敬，对她的不幸表示慰问之意。他对政府的重要官员也表现出了恻隐之心，其中有几位还是由他出钱赎得自由之身，在开头那些天他还自称是这个被征服民族的朋友和父亲。

但是情况很快发生改变，在他离开之前，那些出身高贵的俘虏在椭圆形竞技场遍洒他们的鲜血。基督徒咒骂这种不守信义的残酷行为，对受到处决的大公爵和他的两个儿子，封上殉教英雄的称号，他的死因被说成是他有大无畏的精神，拒绝那个暴君拿他的两个孩子去满足兽欲。然而，一位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在无意中透露出信息，提到阴谋活动、企图逃走和意大利的援军等说法，这种起义行动极其光荣，勇敢的叛徒冒着生命的危险自然是死而无憾。征服者处死不能再信任的敌人，我们也无须过于责怪。胜利的苏丹在6月18日班师哈德良堡，面带微笑接见基督徒君主派来的使臣，这些低贱而无用之辈从东部帝国的沦陷，看到了自己即将灭亡的命运。

君士坦丁堡成为一片荒漠，没有君王也没有人民。但是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国都，那无可比拟的地理位置却不容抹杀，天生灵秀之气永远胜过时间和命运的一时损害，奥斯曼古老的政治中枢布尔萨和哈德良堡都降为省府。穆罕默德将他自己和继承人的居所，仍旧放在君士坦丁所选的那块高地上面。（有关君士坦丁堡的恢复原状和土耳其人的重建工作，可以参阅康特米尔、杜卡斯的著作，以及提夫诺、图内福尔和现代旅行家的资料。从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帝国势力强大和人口众多的景象，我们得知在公元1586年时，在首都的穆斯林人数比基督徒要少，甚至还没有犹太人多。）加拉塔的防御工事原来作为拉丁人的屏障，为了审慎起见已经全部拆除。土耳其的炮火所造成的损伤很快被修复，在8月之前就烧制了大量石灰用来修理首都的城墙。现在所有的土地和建筑，无论是公众还是私人所有，无论是世俗还是教会的产权，全部都归于征服者的名下。他先从三角形的顶点划出一块8弗隆见方的地区，用来建造他的后宫和皇居。就是在这个极其奢侈繁华的核心地点，大君（这是意大利人对他很尊敬的称呼）好像统治着整个欧洲和亚洲。但是他置身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岸边，很难确保不受敌对水师的进犯。现在已经成为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每年有丰厚的收入，4个角建起高耸的叫拜塔，环绕着树丛和流泉，供穆斯林前来礼拜和休息之用。皇家清真寺也模仿这种建筑的格局和式样，这是穆罕默德所建的第一所寺院，就建在神圣使徒大教堂和希腊皇帝陵墓的废墟上面。城池陷落以后第三天，在一次显灵中发现阿布·阿尤布的墓，他是第一次围城之战阵亡的阿拉伯人，从此以后新任苏丹都会在这位殉教烈士的墓前接过统治帝国的宝剑。（阿布·阿尤布的墓园纪念堂或称为托贝，在《奥斯曼帝国年表》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使人印象深刻，但是整个工程大而无当，不能发挥多少效用。）

君士坦丁堡与罗马历史学家不再有任何关系，我也用不着一一列举民事或宗教的建筑物，无论它们是受到土耳其主子的亵渎还是来自新建。城市的人口得到补充很快恢复原状，在那年9月底之前，便有来自安纳托利亚和罗马尼亚的5000户家庭，他们奉皇帝的命令迁往都城的新居，凡是抗命不从者一律处死。穆罕默德二世的宝座受到数量众多而又忠心耿耿的穆斯林的保护。他那合理的政策有助于召回残余的希腊人，只要确信生命财产、自由权利和宗教信仰获得保障，他们很快就会成群结队回来。教长的选举和任职，恢复并且仿效拜占庭宫廷原来的仪式。他们怀着欢欣和恐惧参半的心情，看着坐在宝座上的苏丹把权杖交给金纳狄斯，作为出任教会职位的象征。然后他引导这位教长到达后宫的大门，赠给他一匹鞍辔华丽的骏马，让一些大臣和将领陪他前往指定给他居住的宫殿。（法兰扎提到这次任职典礼，可能在希腊人相互的报道中大加宣扬一番，甚至让拉丁人都知道这件事。伊曼纽尔·马拉克苏斯肯定确有此事，他在君士坦丁堡失陷后写成《希腊教长简史》，后来刊入克鲁修斯（1526～1607 A.D.，日耳曼的希腊学者）的《土属希腊》一书中。即使最能容忍的读者也无法相信，说是穆罕默德二世采用正统基督教的制度和形式。）君士坦丁堡的教堂由两个宗教均分，非常清楚地标示出界线，直到穆罕默德二世的孙子谢里姆才破坏原来的规定，希腊人（斯邦达努斯引述克鲁修斯的《土属希腊》等作品，叙述希腊教会的奴颜婢膝和内部争执，接替根纳狄乌斯的教长在绝望之余投身井中。）享受平等划分的好处达60多年之久。有些国务会议的大臣希望逃避苏丹的狂热情绪，基督教的拥护者在他们的鼓励之下，竟敢大胆宣称此一划分并非出于君王的慷慨，而是正义行为的要求；并非出于单方面的让步，而是双方协议的结果；要是这座城市的一半是为强攻所夺取，那么剩余的一半是为了信守神圣的条款而放下武器投降。最初批准的协定已经被大火烧掉，但是有3名年迈的新军人员还记得处理的过程，他们的证言能够弥补历史材料损毁的缺憾。在康特米尔看来，这些可以收买的誓言比起那个时代所有史籍一致认同的意见更为可靠。（康特米尔非常坚持他的见解，认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全都毫无异议赞同这个论点，那就是他们夺取城市是靠武力，而不是靠着居中的调停，而且他们更不会违背事实，使整个民族丧失荣誉和尊严。但是，其一，康特米尔没有引用任何一位特定的历史学家，我对所谓的一致认同感到怀疑。莱克拉维斯的《土耳其编年史》非常肯定地提到，丝毫没有例外，那就是穆罕默德二世夺取君士坦丁堡完全是“自食其力”。其二，类似的论点受到那个时代希腊人的认同，他们并未忘怀光荣和有利的条约。伏尔泰如同往常一样偏袒土耳其人而不是基督徒。）